洛阳旅行社牡丹介绍: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
牡丹,又名洛阳花、富贵花、谷雨花、木芍药、百两金、鼠姑、鹿韭,其雍容华贵,国色天香,是中国传统名花。洛阳牡丹久负盛名,洛阳因牡丹而美丽,牡丹因洛阳而“甲天下”。
远古时期,野生牡丹广泛分布于洛阳,牡丹药用价值被发现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牡丹列为中品。《黄帝内经》、《吴普本草》和《古今注》等资料也记载有牡丹,可以推断远古的炎帝、黄帝时期,已可能有牡丹应用。3900多年前的夏四世相元年(公元前1936年),已将牡丹“植于后苑”。洛阳是中华文明圣地和中华文明中心,先民已可能在庭院或园林中栽培牡丹。洛阳是最早的牡丹栽培中心,‘魏花’、‘寿安红’等牡丹名品均来源于洛阳野生牡丹;如今,洛阳市的嵩县、洛宁县、新安县等地仍然分布有杨山牡丹、紫斑牡丹、矮洛阳等野生牡丹。
秦汉时期,牡丹被广泛应用于医药,华佗、吴普、张仲景等有传世药方。
东晋,真正园林意义上的牡丹观赏栽培肇始于洛阳。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画有庭院牡丹,在他的传世之作《洛神赋图》中描绘了洛河之滨盛开的牡丹花。
隋代,皇家园林开始栽种牡丹,隋炀帝在洛阳西苑种植牡丹18种(一说12种)。《隋炀帝海山记》中载:“隋帝辟二百里为西苑,召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,易州进二十箱牡丹,有赭红、赭木、鞓红、坯红、浅红、飞来红、袁家红、起州红、醉妃红、起台红、云红、天外黄、一拂黄、软条黄、冠子黄、延安黄、先春红、颤凤娇。”从此,牡丹由乡间进入城市,由民间进入皇家园林,使得她的命运开始了重大转折。
唐代,洛阳牡丹发展形成第一个高潮,牡丹栽培技术和牡丹文化不断发展。我国古代运用引种驯化选育牡丹品种在隋唐以前就已开始。根据李嘉珏教授统计分析,唐及五代有牡丹品种约40个(李嘉珏,2002)。经过人工栽培,唐代出现了重瓣牡丹品种,还出现了黑色牡丹品种‘军容紫’。洛阳出土的大周故延州参军宋君墓志(公元694年)刻有缠枝牡丹纹,唐故睢阳郡县丞郑炅墓志刻有重瓣牡丹纹(公元754年)。从武则天到唐开元年间,以及中唐贞元、元和年间,是中国牡丹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,奠定了中国牡丹文化的坚实基础,并使牡丹处于国花的地位上,有了“国色天香”、“百花之王”的定评。唐代,洛阳牡丹栽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《龙城录》记载:“洛人宋单父,字仲儒,善吟诗,亦能种艺术,凡牡丹变异千种,红白斗色,人亦不能知其术。上皇(唐明皇)召至骊山,植花万本,色样各不同,赐金千余两。内人皆呼为‘花师’,亦幻世之绝艺也。”可惜的是,宋单父的洛阳牡丹栽培技术没有著录传世。牡丹真正作为商品进入花卉市场销售,兴于唐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《移牡丹栽》诗曰:“金钱买得牡丹栽”,《买花》诗曰:“帝城春欲暮,喧喧车马度。共道牡丹时,相随买花去……一丛深色花,十户中人赋。”一株牡丹花的价值,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每年上缴的赋税,以至出现了专事养花的农户。
五代后周时期(951~960年),洛阳出现牡丹花后‘魏花’。‘魏花’原是樵夫从洛阳寿安山(即今宜阳县锦屏山)中挖回一株野生牡丹,后周宰相魏仁溥购买后栽于私家园林,开肉红花,花色亮丽,洛城人人争相赏之,魏宰相干脆卖起了观赏牡丹的“门票”。
宋代,洛阳是中国牡丹栽培中心,洛阳牡丹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阶段,其栽培技术、新品种选育都达到了较高水平,牡丹文化空前繁荣,有了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的定评。据李嘉珏教授统计分析,宋代,全国有牡丹品种224个(多数在洛阳)。宋代,我国人民除引种驯化选育牡丹外,已运用芽变、实生选育等方法培育牡丹品种,并广泛应用分株、嫁接等手段繁殖牡丹,出现了黄色、绿色、紫色、复色以及奇特的转枝花品种,如‘姚黄’、‘寿安红’、‘二色红’、‘大棕紫’、‘左花’、‘欧家碧’、‘添色红’、‘潜溪绯’,并且涌现出了《洛阳牡丹记》、《洛阳花木记》、《洛阳名园记》等专著或著作以及大量关于牡丹的诗词歌赋。
欧阳修在任洛阳推官期间,十分喜好牡丹,于公元1034年写成的《洛阳牡丹记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牡丹专著。该书分花品序、花释名、风俗记三部分,对牡丹的品种、分布、品种变异、育种、花型演变及赏花风俗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,并总结了接花之法、浇花之法、养花之法、医花之法、花之忌等牡丹栽培经验。书中详细介绍牡丹品种24个。欧《记》是一部文辞优美、文学色彩较重的园艺学著作,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宋代,花农们直接从洛阳附近山中挖掘野生牡丹作为商品出售,洛阳花农开始花圃培植牡丹并嫁接改良新品种出售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记载:“春初时,洛人于寿安山中斫小栽子卖城中,谓之山篦子”。还记载:“接花工尤著者一人,谓之门园子,盖本姓东门氏。豪家无不邀之。姚黄一接头直(值)钱五千,秋时立卷买之,至春见花,乃归其直。”正是宋单父、东门园子等一代代知名和不知名的洛阳花工的辛勤劳动,才使洛阳牡丹品种不断增加、栽培技术不断革新、牡丹文化不断发展,成就了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的美名。
周师厚《洛阳花木记》成书于1082年,记载了洛阳名贵牡丹品种109种、芍药41种,简录了牡丹的品名、形状、颜色及各类牡丹牡丹命名的由来。并记载了洛阳牡丹接花法、栽花法、种祖子法、打剥花法、分芍药法。
宋代,洛阳牡丹已形成花市。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记载洛阳名园19处。描写洛阳名园“天王院花园子”:“洛中花甚多种,而独名牡丹曰花。凡园皆植牡丹,而独名此院曰花园子,盖无他池亭,独有牡丹数十万本。凡城中赖花以生者,毕家于此。”
宋代,牡丹花会已颇有影响。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记载:“花开时,士庶竞为游遨。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,张幄帟(音yi,帘子),笙歌之声相闻。最盛于月陂堤,张家园,棠棣坊,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,至花落乃罢。”周师厚也说:“姚黄……洛阳人贵之,号为花王。城中每岁不过开三数朵,都人士女,必倾城往观,乡人扶老携幼,不远千里。”另据记载,宋徽宗政和二年(1112年),洛阳园户牛氏一株牡丹花开,人们“需付千钱,方可入观”。这俨然是洛阳民间的牡丹花会。
宋代,洛阳既是牡丹栽培中心、观赏中心、文化中心、新品种培育中心,也是牡丹传播中心。从北宋末年开始,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,洛阳牡丹也随之传播,先后传至浙江杭州、四川天彭、河南陈州、安徽亳州、广西思恩、山东曹州、甘肃临夏、江苏盐城等地。
金元明清,洛阳牡丹处于发展衰落期。金章宗完颜璟《云龙川太和殿五月牡丹》诗曰:“洛阳谷雨红千叶,岭外朱明玉一枝。地力发生虽有异,天公造物本无私”,该诗虽反映是东北一带的牡丹栽培,也可知洛阳牡丹的影响力。金代文学家元好问、段克己的几首《江城子》词,也描写了在洛阳赏牡丹的欢愉。金代诗人王郁写有 “洛阳赏尽牡丹春”的诗句,都说明金代中期以后,洛阳牡丹又有了恢复和发展。元姚燧《序牡丹》,明薛凤翔《亳州牡丹史》、王象晋《二如亭群芳谱.牡丹》、李珮《姚黄传》、王世懋《花疏.牡丹》,清余鹏年《曹州牡丹谱》等都记载了与洛阳牡丹的渊源关系。金元明清时期,许多洛阳牡丹品种散落民间,清修《洛阳县志》记载洛阳牡丹品种169个。
民国时期,洛阳赏花之风得以延续,李健人《洛阳古今谈》称:“今日洛阳之人,俗仍好花。”但是,“由于战争频仍,民不聊生,牡丹‘花价甚廉’”。此时,洛阳南关公园、中山公园、周公庙花园、图书馆花园和西工花园等公园栽培有牡丹。民国时期较有名的洛阳牡丹园还有西场(安乐镇新村)花园、李楼梁家花园和冀家花园等,特别是安乐镇新村作为传统花木专业村,保存了许多牡丹品种,为洛阳牡丹延续发展做出了贡献。